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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书《五行志》的价值

时间:2017-06-16 14:36来源:未知 作者:张成
  阴阳五行理论在西汉时期十分流行,五行术也是西汉时期处于独尊地位的一种方术。这一事实让班固看到了阴阳五行的价值,他不仅在《汉书•艺文志》里特意为五行类著作留有一席之地,记载了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五行类著作,而且还特设《五行志》,以《尚书•洪范》有关五行的论述为纲,依照五行与五事顺序,记载了西汉之前与五行相关的许多灾异事变,为人们认识和了解西汉之前的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。

阴阳五行理论是从《尚书•洪范》“初一曰五行”及“五行,一曰水,二曰火,三曰木,四曰金,五曰土”衍化而成的。所以,各种五行类著作不论如何演绎其理论内容,怛最基本的出发点,都是《尚书•洪范》有关五行的表述。可以说,《尚书•洪范》奠定了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。


班固显然是高度认同这一点,所以,他在《五行志》中幵宗明义地指出凡此六十五字(即《尚书•洪范》中“初一曰五行”一段话),皆洛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,常事所次者也,以为河图、洛书相为经纬,八卦九章相为表里。”在班固看来,阴阳五行具有特殊的意义,是观察国运盛衰的一把就开始写《春秋》。这两部书述阴阳五行之事,寻其事变缘起,皆效法《尚书•洪范»,揭示人事与天道之间的内在联系,所谓“乾坤之阴阳,效《洪范》之咎征,天人之道粲然著矣”。

 

阴阳五行不仅仅是一种理念,也不仅仅是构成世间万事万物的基本元素,而是承载着天人之道,反映出天人关系。若要究天人之际,循自然之道,察社会之变,观人事之由,就不能不从阴阳五行着眼着手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特设《五行志》,正是基于对阴阳五行的这样一种认识和把握。于是,班固把西汉之前发生的重要事变都和阴阳五行联系在一起,并引用董仲舒和刘向、刘歆父子等人的解释,表明自己对这些异常事件的态度。譬如汉武帝太初元年(前104年)十一月乙酉,未央宫柏梁台发生大火,新建成不久的柏梁台付之一炬。在此之前,曾经刮了一场大风,把柏梁台上的房顶吹开。因为宫中接连发生了两次灾异事件,有人就据此预言朝廷将发生重大变故。果然,过了不久,就发生了汉武帝时期最大的一次宫中之变,即所谓的“巫蛊之祸”。


“巫蛊之祸”是发生在汉武帝后期的一次重大事变。汉武帝晚年多病,对神仙之术和方术更加迷信,对许多事情也更加敏感。于是就有人抓住机会大搞诬陷,征和元年(前92年),丞相公孙贺被人诬陷,说他用巫术诅咒汉武帝,在驰道上埋设木偶人,诅咒汉武帝早死,结果公孙贺被投进大牢,竟然死在狱中。紧接着第二年就爆发了更大规模的“巫蛊之祸”,汉武帝宠臣江充诬告太子刘据在宫中埋有木偶人,诅咒皇上早死,以便自己早日登基。太子听说这件事后,十分恐惧,因为巳有祇相公孙贺的前车之鉴,他知道皇上最忌讳这样的事,即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,于是铤而走险,杀死江充和胡巫。汉武帝得知消息,勃然大怒,令祗相刘屈犛率大军追捕太子。太子此时巳是开弓没有冋头箭,便发兵抗拒,与丞相大战五日,双方战死者多达数万。最后,太子刘据兵败自杀。

 

“巫蛊之祸”发生的原因,可以说上很多条,但最重要的一点,则是汉武帝迷信神仙之术和方术,并且又敏感多疑。可是,当这件事情出现在班固的笔下时,就和桕梁台大火及征和二年(前91年)涿郡铁官铸铁钱时铁屑直飞上天联系在了一起。柏梁台建在未央宫中,柏梁台大火,则预示着宫中将发生重大变故;而涿郡铁屑直飞上天,则和涿郡太守刘屈犛直接被提升为左丞相一事相联系。柏梁台失火与“巫蛊之祸”,原是互不相干的两件事情,二者之间本来没有什么联系。但是,如果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,其中的联系就是必然的了。《洪范五行传》中有这样的话:“弃法律,逐功臣,杀太子,以妾为妻,则火不炎上。”所以,班固就把西汉之前所有弃法律、逐功臣、杀太子、以妾为妻的事,都和五行中的火联系起来,视宫中或其他重大火灾为朝廷发生弃法律、逐功臣、杀太子、以妾为妻等非常事件的原因所在。


在班固看来,朝廷发生的异常变故,都与阴阳五行有内在的联系,所以,他在《五行志》中总是先引述《洪范五行传》中的话,如“田猎不宿,饮食不享,出人不节,夺民农时,及有奸谋,则木不曲直”,“治宫室,饰台榭,内淫乱,犯亲戚,侮父兄,则稼穑不成”,“好战攻,轻百姓,饰城郭,侵边境,则金不从革”,“简宗庙,不祷祠,废祭祀,逆天时,则水不润下”,都是把五行和军国大事联系在一起,为军国大事发生异常事变寻找理论根据。今天看来,班固这种做法很可笑,即使不是“拉郎配”,也是张冠李戴,因为五行和朝廷或国家发生的异常事变,是根本不搭界的两回事。可是,在阴阳五行盛行的两汉时期,阴阳五行理论已经深入人心,很多人对阴阳五行与国家大事之间的联系深信不疑。即使是在两汉以后,阴阳五行理论依然很有市场,一些正史如《后汉书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旧五代史》、《宋史》等,皆仿《汉书》之例设置《五行志》,通过五行分类的形式,把各个朝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或异常事变,系于五行之下。尽管阴阳五行与那些事件之间原本没有丝毫的联系,尽管记述这些事件的史学家也未必相信会有联系,但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按照五行分类,来记述这些事件,并且常常给人言之凿凿之感。

 

史学家撰写《五行志》,认同的是“夫帝王者,配德天地,叶契阴阳,发号施令,动关幽显,休咎之征,随感而作”的思想观念(《晋书•五行志》),所以,他们有意识地把各种灾异事变联系在一起,分门别类,系于五行之下。他们不辞辛劳地一件一件记述,一代一代记述,无意中强化了人们这样一种观念:国家、朝廷、社会以及人事的重大变化,都是和阴阳五行相联系的,它们和阴阳五行的关系,如影随形,如响回声,形声在前,影响立见。以此为前提,人们的阴阳五行观念也得到了强化,这就为阴阳五行理论的流行提供了广泛的思想文化基础。阴阳五行理论以及建立其上的阴阳五行术,能够在中国社会长期流传且长盛不衰,史学家起到了术士们所不能起的重要作用。